【車訊網 報道】 在(zai)有些(xie)人(ren)的(de)(de)腦海中，共產黨(dang)與美國(guo)從來都是敵視的(de)(de)。有些(xie)普及性軍事節(jie)目，干脆直接(jie)了(le)當(dang)地把美國(guo)當(dang)成了(le)假(jia)想敵。事實上，兩國(guo)之(zhi)間(jian)的(de)(de)關(guan)系，不可能永(yong)遠一成不變(bian)。在(zai)歷史上，共產黨(dang)與美國(guo)，曾(ceng)有過愉快(kuai)的(de)(de)合作(zuo)，最(zui)典型的(de)(de)，是美軍飛(fei)機空運(yun)共軍高級(ji)將領的(de)(de)故事。
故事(shi)發(fa)生(sheng)在(zai)1945年，空運航(hang)線是從(cong)陜西延安到山西長寧。您(nin)可能會問(wen)，延安怎(zen)么會有美(mei)軍飛機(ji)呢？美(mei)國不(bu)是全(quan)(quan)力支持蔣介石的(de)嗎？西方人不(bu)是仇視共(gong)產(chan)黨嗎？事(shi)實上，當時(shi)的(de)歷史并非全(quan)(quan)部如此。
首先，抗戰時就有來延安助戰的外國人。
說到抗戰時期，前往延安助戰的外國人，大家第一個會想到來自加拿大的白求恩。其實，最早來到延安的外國醫生，是美國醫學博士喬治·海德姆。海德姆于1936年經宋慶齡介紹來到延安，為改進當地的醫療工作貢獻了力量，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。此后，海德姆更名為馬海德，不僅入了黨，還娶了親。1949年，馬海德加入中國國籍，任國家衛生部顧問，并在北京協和醫院任職。1988年在北京去世。
1944年，美國醫學博士馬海德在延安與妻子周蘇菲。
1939年，5位印度醫生組成援華醫療隊來到延安。為了表示援華決心，他們在每個人的姓氏后加了個“華”字，即愛德華、卓克華、柯棣華、巴蘇華和木克華。其中，一直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柯棣華，于1941年加入八路軍，并成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院長，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，同年12月，32歲的柯棣華因患病去世。
位于河北省唐縣的白求恩、柯棣華紀念館。
除了上述這二位，還有蘇聯醫生安德烈·阿洛夫，英國醫生任桐年，德國醫學博士漢斯·米勒，奧地利醫生傅萊和羅生特，朝鮮醫生方禹鏞，美國軍醫梅爾文·卡斯伯特、護士瑪格麗特·斯坦莉等人，也曾先后來到延安工作過。其中，德國人米勒和奧地利人傅萊不僅參加了八路軍，還加入中國共產黨，新中國成立后又加入了中國國籍。米勒后來在北京積水潭醫院和北京醫學院任職，1994年去世；傅萊則是在2004年去世，是黨齡最長的外國人，2007年，在白求恩、柯棣華的墓旁，為傅萊立了一座紀念墓碑。
1939年為躲避納粹德國迫害而來到上海的傅萊（原名：理查•史坦因華）。
此外，還有一位燕京大學的英國教授，也來到了延安。他叫林邁可，原本是燕大經濟學導師，從1939年開始就多次為八路軍、游擊隊運送西藥、通訊器材。他的女學生李效黎，也經常參與這項秘密工作。1941年，師生二人結為夫妻，同年12月8日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英國與日本已經處于交戰狀態，林邁可和李效黎來到晉察冀軍區，受到聶榮臻司令員的歡迎。從此，林邁可成了“八路軍外籍戰士”。
林邁可為八路軍培養無線電技術人才。
1944年，林邁可與李效黎來到延安，林邁可被任命為通訊顧問和新華通訊社對外廣播部顧問，從此，新華社有了國際廣播，林邁可還被委以開辦無線電通訊培訓班重任（這位學者是個無線電愛好者），為延安培養了第一批無線電技術人才。李效黎則應邀開辦了英語學校，教授英文。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，林邁可與李效黎回英國定居，而后又前往澳大利亞和美國居住，著有《抗戰的中共》（中譯本又名《八路軍抗日根據地見聞錄》）一書，對中共部隊高效率的指揮、通信、情報及后勤供應系統等作了記載。1994年，林邁可在美國病逝，享年84歲。不久，李效黎回到中國定居，2003年，李效黎再赴美國，同外孫女一起生活，2010年，在華盛頓去世。
林邁可、李效黎夫婦在延安機場，與美軍觀察組的合影。
與林邁可(ke)同在燕(yan)京大學任教的，還有位英國物理學威廉(lian)·班德，太平洋戰爭爆發(fa)后(hou)，班德夫婦穿過(guo)日(ri)軍防線來(lai)到晉察冀根據地，為八路(lu)軍培養無線電技術人才。1943年(nian)，他們來(lai)到延(yan)安，1944年(nian)元旦，毛澤東特意(yi)登門向他們拜年(nian)問好。后(hou)來(lai)，班德返回英國，寫(xie)出了《與中(zhong)共相處兩年(nian)》一(yi)書，記錄了他們在邊區(qu)(qu)目睹的新氣象，揭露(lu)了國統區(qu)(qu)的腐敗(bai)風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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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戰期間(jian)來到邊區服務(wu)的技(ji)術人員(yua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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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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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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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(di)邊區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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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中國時間 |
工作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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喬治·何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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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(ying)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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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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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在華去世 |
培養技術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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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易·艾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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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西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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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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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生在華 |
軍(jun)用和民用工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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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邁可 李效黎夫婦 |
英國 |
1941年 |
1945年 |
培養技術人才及國際廣播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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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廉·班德 |
英國 |
1941年 |
1945年 |
培養技術人才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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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敦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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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(guo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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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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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 2次冤獄 |
電訊技術和英語播音(yi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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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早 寒春夫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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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(guo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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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6年(nia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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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生在華 |
畜牧業(y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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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正面宣傳共產黨抗戰的美國記者也不少。
第一個深入根據地采訪的外國記者，是美國人埃德加·斯諾。他于1936年7-10月，在保安（今志丹縣）采訪了4個月，寫出了介紹中國革命的第一部著作《紅星照耀中國》，讓西方世界第一次從正面了解了中國共產黨。隨后，他的夫人海倫·斯諾來到延安，寫出了《紅色中國內幕》和《延安采訪錄》。
斯諾與毛澤東的合影。
繼斯諾之后，第2個到延安的記者是美國人艾格妮絲·史沫特萊，她不僅在延安住了8個月，還跟隨八路軍轉戰各地。回到國統區，史沫特萊為延安籌集了不少物資與捐款，并促成了白求恩與柯棣華等人的來華。此外，史沫特萊還撰寫了《中國在反擊》以及《偉大的道路：朱德的生平和時代》。
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段，美國學者托馬斯·彼森，美國學者歐文·拉鐵摩爾博士和美國記者維克托·蓋、厄爾·列夫，以及德國女學者安娜利澤博士，先后訪問了延安和陜甘寧根據地。
抗戰爆發后，訪問延安或陜甘寧邊區的外國記者有英國人詹姆斯·貝特蘭、德國人漢斯·希伯、美國人哈里森·福爾曼和西奧多·懷特。剛才說到的斯諾也于1939年9月來到延安。這些記者訪問后，都能客觀真實地向外界報道他們的所見所聞。其中，揭露報道了河南災荒真相的西奧多·懷特，來到中國后給自己起了個中文名字：白修德。他在1944年來到延安并采訪了毛澤東、朱德、劉少奇、彭德懷、彭真等人。后來撰寫了《中國的驚雷》，他認為，延安人能夠打敗日本人，并治理好這個國家。
史沫特萊（左）與斯特朗（右），去世后都安葬在了北京八寶山。
抗戰勝利后，美國記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于1946年7月抵達延安采訪。毛澤東會見她時，發表了“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”的論斷。經她的報道，“紙老虎”一詞得到廣泛傳播。斯特朗在晚年回到中國，1970年去世于北京，葬在八寶山公墓。史沫特萊雖然是在英國逝世的，但其骨灰后來也送進了八寶山公墓。第一個赴根據地采訪的斯諾，晚年也曾來到中國，并帶回了毛澤東示好的信息，不久，斯諾去世，去世一周后，尼克松訪華。中美關系開始從朝鮮戰場上的敵視，轉為正常。而斯諾骨灰的一半，葬在了他曾任教過的燕京大學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學校園。
第一個到延安的美軍軍官
埃文斯·卡爾遜上尉是第一個到達延安的美國軍人。作為美國駐華使館海軍參贊、羅斯福總統的觀察員，他于1937年來華，并在當年年底，前往陜西、內蒙古、山西、河北、山東旅行，考察了八路軍的根據地。1938年5月，卡爾遜來到延安，拜訪了毛澤東等領導人。回國后，卡爾遜呼吁民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援助八路軍。1940年，他在美國出版了《中國的雙星》一書，客觀地介紹了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。
對八路軍充滿好感的埃文斯·卡爾遜。
與八路軍相處的歲月里，卡爾遜看到的是一支完全平等的軍隊，戰士自愿入伍并戰斗，軍官被稱為干部，但過著與戰士幾乎一樣的生活。平等、民主與自由，激發了無窮的戰斗力，并得到了民眾的積極配合。每當日軍出動，鄉鎮里的食品和物資被搬得干干凈凈，日軍來到鎮上，只能看到一座空城，最后只能餓著肚子回去。民眾們主動為八路軍提供消息，使得八路軍的作戰始終掌握主動，經常是殺傷數十名日軍，自己無一傷亡。
1947年5月，卡爾遜辭世前夕，收到了一封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和彭德懷聯名發出的感謝信，信中感謝他為中國民主而進行的不屈不撓的努力。
八路軍時代的平等、民主，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來到延安的美軍觀察組
在抗戰中后期，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，對民國政府的貪污成風、工作低效等劣跡深惡痛絕，對共產黨的廉潔與高效產生了興趣，在這種背景下，通過一系列的調查，美國政府決定與共產黨接觸，探討軍事合作的可能性。美軍觀察組就是在此時前往延安的。
1944年，毛澤東、朱德與美軍觀察組在延安。
1944 年7月，以包瑞德上校為組長的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。在此之前的7月4日，《解放日報》發表了毛澤東委托胡喬木撰寫的一篇社論——《祝美國國慶日----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》。文中談到：馬克思、恩格斯等偉大思想家和行動家，對于美國的戰斗民主主義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進步作用，從來都是給予高度評價的。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，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。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，乃是華盛頓、杰佛遜、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，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。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，這是我們所感激的。
這篇文章最后高呼：民主的美國萬歲。
中共設宴招待美軍觀察組。
宴請中的林彪（中者）與美軍觀察組。
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后，坦誠的交流、友好的態度，使當時的延安對美國充滿了期待。1944年8月15日，《解放日報》專門發表了題為《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》的社論。毛澤東親自修改了這篇社論，在原稿“歡迎美軍觀察組”之后特意加上“戰友們”三個字，并強調指出：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，“這是中國抗日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”，“這是關系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反日寇解放中國的問題”。
1944年，毛澤東與美軍觀察組成員合影。
通過考察，美軍觀察組認為，對日作戰，共產黨人比蔣介石對我們更有用，可以成為美國有效的盟軍。他們甚至認為，中國正處在蔣介石向共產黨交權的邊緣，共產黨將在最近幾年內成為中國的統治力量，中國的命運肯定不屬于蔣介石，而是屬于他們。
遺憾的是，當時美國的政策是想以最少的犧牲打敗日本，在這一過程中，他們需要蔣介石的配合，所以，羅斯福總統向蔣介石作出了妥協，美國沒能與共產黨合作。更為遺憾的是，在1950年，原本僅僅是南、北朝鮮之間的內戰，由于意識形態而將中美兩個大國卷了進來，幾年前還是并肩作戰盟國，忽然間變成了對手。
用了這么多篇幅，回顧這段歷史，對于澄清一些模糊的認識，是有好處的。事實上，抗戰期間，美軍、美國志愿者都曾向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，無論是史迪威，還是陳納德，都在中國的抗戰中立下了赫赫戰功。中國不應忘恩。
在這種背景下，美軍用飛機運送八路軍領導人，也就不是什么新鮮事了。
凌亂心情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