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車訊網 報道】90多年前，瑞典學者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，發現了古人類化石。隨后，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贊助下，中國地質調查所展開大規模發掘，碩果累累。遺憾的是，在戰爭中，化石丟失了，至今也沒找到。再過2年，將是這個偉大發現100周年的日子（1926-2026年），為了讓更多人了解這個故事，我駕車按歷史順序，把化石的發現與丟失，完整地走了一遍，寫出游記2篇，您現在看到的是第2篇，內容是化石丟失。

 　　上篇游記說到，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慷慨捐助下，中外學者共同努力，不僅發現了眾多古人類化石，同時將人類起源的研究，推上全新高度。

 　　本篇游記將為您講述，戰爭爆發前夕，我國委托美國，打算把北京人化石運往紐約。然而，就在化石離開協和醫學院，來到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后，珍珠港事件突然爆發，兵營里的美軍，瞬間成為俘虜，珍貴的北京人化石，由于兵荒馬亂，從此下落不明。

　　第一程：化石在協和裝箱。

 　　1935年前往法國深造的裴文中，在巴黎獲得博士學位后，于1937年11月回國。當時，地質調查所已經離開北京（那會兒叫北平），搬到首都南京去了，由于新生代研究室還在協和，所里派裴文中前往北京，負責管理研究室。

 　　進入1941年，美國與日本的關系日趨緊張，已經從學者變為政府官員的老所長翁文灝，與協和醫學院校長胡恒德，針對北京人化石，做了3個設想：1，在北京就地隱藏；2，轉移到戰時首都重慶；3，運往美國，委托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臨時代管。

 　　以當時的情況看，第3種方案最為可行，但又違背中美簽訂的協議：周口店化石屬于中國，不得出境。

　　所以，這事兒懸而未決，拖了下來。

 　　到了3月份，美國駐華使館敦促僑民撤離，洛克菲勒基金會勸說魏敦瑞加入美國籍，前往紐約繼續搞研究。魏敦瑞接受了這個建議，于4月份離京赴美。臨走前，他請助手胡承志復制北京人頭蓋骨。胡承志陸續做了3套，前兩套順利寄往紐約，第3套寄出時，美日開戰，郵路中斷，便一直擱在郵局，戰后又回到新生代研究室。

 　　重慶方面，在翁文灝的敦促下，蔣介石于1941年秋天召集會議，會議決定將周口店化石運往美國。翁文灝隨即通知了裴文中。裴文中11月接到命令，跑到領事館接洽，才知道光有這個命令不行，必須走一遍流程，包括中國政府先與美國駐華大使簽約，駐華大使再將此事下達給駐北京的領事館，領事館又把這活兒交給海軍陸戰隊具體實施，并通知協和醫學院校長胡恒德。

 　　12月初，胡承志接到協和醫學院總務長博文、委托秘書息式白轉達的指令，要求他將北京人化石裝箱。

 　　但是，《尋找北京人》作者李鳴生在1999年采訪胡承志時，胡先生回憶裝箱時間大致在11月中旬，與其它人回憶的12月初，有所不符。

 　　裝箱的北京人化石，包括4個北京人頭蓋骨，1個北京人頭骨，3個山頂洞人頭骨，以及北京人與山頂洞人的頭骨碎片、牙齒、下頜骨、上頜骨、腕骨、鼻骨、鎖骨、肩胛骨、脊椎骨、膝蓋骨，等等。分為兩個木箱，大一點兒木箱長1.3米，小一點的木箱長1.2米，倆箱子都是70厘米寬、30厘米高。

　　裝好后，胡承志將2個箱子交到博文辦公室。之后，他聽說箱子送到F樓。

 　　據我查到的資料，協和醫院大門南側是F樓，是行政樓和住院醫師宿舍；F樓的南側是E樓，是特病病房樓。

 　　在此次尋訪中，當我來到F樓、現在的6號樓時，看到樓里的牌子說，它是昔日的E樓，用作特病病房。按理說，協和里的牌子應該更準確，我查到的資料也許有誤。如果有熟悉協和歷史的人看到本文，誠望賜教。

 　　據說，F樓的地下室有保險庫，用于保存“協和三寶”之一的病案，保險庫的建筑與管理措施，均很嚴密。如此說來，博文將裝箱之后的北京人化石，存放在這兒，也許可信。但據說只放了一個晚上，第二天就被送走了。

 　　為什么是一連串的“據說”呢？因為，胡承志也許是最后一個見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國人，從這兒以后，就再也沒有關于北京人化石的明確行蹤了。

　　第二程：從協和到東交民巷。

　　據說，北京人化石在保險庫擱了一宿之后，先是被運到美國領事館，然后又送到美國海軍陸戰隊軍營。
        對此，《尋找北京人》作者李鳴生先生通過反復查找，最終確認北京人化石是從協和醫學院，直接送往軍營的，并沒途經領事館——領事館位于東交民巷，以前是美國公使館。

 　　東交民巷自清朝后期開始，逐漸變成使館區。從西往東，路南分別是美國、荷蘭、德國和比利時的公使館，路北是俄國和法國的公使館。東交民巷以北，還有英國、日本、意大利和奧匈帝國的公使館。在它們當中，美國公使館保存較為完整，下圖是公使館里的主樓。

        1928年，首都遷往南京，北京改名北平，東交民巷里的公使館，由此變成領事館。因為無論公使館還是大使館，都設在首都，其它城市只能是總領館或領事館。順便說一句，1935年，美國將中美外交從公使級，提升至大使級，駐華公使詹森，成為第一任駐華大使。早在1925年，我國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時，他就主張重新簽約，放棄治外法權。不過，真正廢除不平等條約，是1943年的事兒，那時的詹森已是駐澳洲大使了。

　　北京人化石雖然沒有進入領事館，但實際上，領事館與兵營，是左右鄰居的關系，倆院緊挨著。

 　　與領事館的建筑至今保存完整不同，兵營所在的地方，早就徹底變了。下圖是我在東交民巷西段所拍，鏡頭所對方向，應該就是昔日的兵營大門。

 　　兵營西側面對今天的廣城東側路和歷史上的棋盤街，北側是東交民巷，南側是當年的北京城墻——城墻拆除以后，變成前門東大街。

　　第三程：從北京到秦皇島。

 　　當時，兵營里駐扎著120名軍人，最高指揮官是哈斯特上校，他在得到轉運北京人化石的命令后，據說，首先于12月4日，派了2名士兵，駕車到協和醫學院，將兩箱化石取來。次日，還是由那兩位士兵負責，來到兵營南側的前門車站，乘坐火車，將化石送往秦皇島。

 　　前門車站的正式名稱叫京奉鐵路正陽門東車站，1906年開業，運營到1959年北京站落成，便退役了，如今屬于中國鐵道博物館的一部分，免費開放。

 　　下圖是我在博物館里看到的一張照片——當時車站有3個站臺，2個大棚，站臺北邊是城墻。

 　　京奉鐵路的源頭，是1881年建成通車的唐胥鐵路——唐山至胥各莊，是我國自建的第一條標準軌運貨鐵路，屬于洋務運動的成果之一。這條鐵路后來往東延伸到山海關，往西延伸到天津，稱為津榆鐵路。修建時，外籍工程師發現沿途有一段海濱特棒，大家便跑去建別墅，因而形成北戴河避暑勝地。

　　再往后，津榆鐵路的東邊兒延伸到沈陽，西邊兒延伸到北京，從此更名京奉鐵路。

 　　根據《辛丑條約》，列強派兵沿著這條鐵路，駐扎在北京與山海關之間。其中美國海軍陸戰隊，在盧溝橋七七事變爆發前，分散在北京、天津和秦皇島3個地方。而七七事變當中的日軍，之所以出現在北京豐臺區，也是源于《辛丑條約》，那支部隊叫中國駐屯軍，司令部在天津海光寺。

 　　按照歷史足跡，我駕車從前門車站出發，前往秦皇島港。如今最近的公路，是京哈高速，全程296公里，過路費114元。

 　　從前門到秦皇島港，包括兩邊的市區部分，全程共3個半小時。在高速公路上，把自適應巡航設為130公里，腿腳放松，聽著小曲兒，挺舒服——說到這兒，插一句：這幾年注重駕駛輔助的人越來越多，有人將其視為電動車的專利，認為這是電動車勝過燃油車的地方。可實際上，早在2015年，我駕駛昂科威長途旅行時，就體驗到駕駛輔助的好處：第一是靠巡航定速自動掌控車速，第二是靠車道保持將車固定在本車道里。

 　　事實上，對于自駕游來說，燃油車的優勢，是電動車無論如何也趕不上的。我以130公里的時速，在高速公路跑了2個多小時，抵達秦皇島收費站，儀表顯示油耗5.9升。

 　　如果電動車也按這個速度開，恐怕跑不了多遠就得進服務區充電——據一位電動車主人說，今年4月他從朝陽門到阿那亞，全程7小時4分鐘，如此之慢，一是因為中途充電近1小時，二是根本不敢把時速開到120公里。

 　　下高速后，從北往南越過市區，來到車站路，當年京奉鐵路的秦皇島車站，就在這條路上。20世紀80年代更名秦皇島南站，后來因為取消客運，站房建筑隨之消失。

 　　剛才說到，12月5日，在2位士兵的押運下，北京人化石乘火車，從北京來到秦皇島。但在相關資料里，沒有指明那趟火車是到秦皇島站，還是直接開到秦皇島港。

　　秦皇島港在秦皇島站的東南方向，相距大概4公里，有鐵路相連。

 　　秦皇島港是1898年出現的，由洋務運動中誕生的大型采煤企業——開平礦務局投資興建，為的是把煤裝船往外運。上圖中的鐵路，當時就有，在下圖里能夠清晰地看到。

 　　如今，秦皇島港的歷史部分，已經辟為景區，免費開放。在這兒能看到具有百多年歷史的大碼頭和小碼頭。

　　按照計劃，北京人化石運到秦皇島港，就應該在兒裝船，途經菲律賓，前往美國。

 　　這是因為，1940年9月，軸心國成立，德國、意大利和日本，開始與世界為敵。1941年，日本入侵印度支那。作為對侵略的懲處，美國7月凍結日本資產，8月宣布石油禁運。到了10月，東條英機上臺，立即籌劃對美宣戰。

 　　面對危局，美國派船前往中國，其中的“哈里遜總統”號，于11月28日，將駐扎在上海的145名美軍送往菲律賓，然后再奔秦皇島，計劃12月10日前后抵達，將北京、天津和秦皇島的兩百多美軍，同樣送到菲律賓，做軍事集結。

 　　在天津軍營里的軍醫弗利，接到來自北京的哈斯特上校的命令，要求他攜帶北京人化石，途經菲律賓回國，送到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。

　　在《尋找北京人》書中，關于北京人化石到秦皇島的這一段，有3個版本。

 　　版本之一：兩位士兵押運化石，于12月5日來到秦皇島后，將裝有化石的箱子，擱在港內的瑞士倉庫，然后在附近的美軍兵營過夜，第二天乘火車回京。

 　　版本之二：12月5日，北京人化石與其它軍用物資，裝進海軍陸戰隊專列，運往秦皇島。3天后，該專列在秦皇島被日軍扣押。

 　　版本之三：軍醫弗利接到命令后，打電話通知秦皇島兵營里的屬下，接收來自北京的化石。屬下收到后，將化石放在自己的房間里。

 　　我不知道哪個版本更接近事實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檀香山時間12月7日清晨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。當夏威夷挨炸時，北京是12月8日的后半夜，日軍迅速出動，在北京、天津、秦皇島的美軍，還沒睡醒，就成了俘虜，在隨后4年的戰爭中，他們一直被關在戰俘營里。

 　　而那艘原本應該前來接應的“哈里遜總統”號，最終沒能抵達秦皇島港。有人說它途經長江口附近時，被日軍擊沉了，也有人說它觸礁沉了，還有人說它在菲律賓時，就被日軍扣住了。

 　　秦皇島的美軍兵營，據說叫霍爾庫姆兵營。通過查詢，得知兵營所在地，是今天的秦皇島海港區友誼路11號，前些年，這里是河北省食品進出口集團公司秦皇島分公司。當我來到現場，路邊只有一些小店，旁邊是一家好像已經停業的汽車銷售商。

 　　再往里，是一片空地，除了幾棵樹和大片的雜草，什么也沒有。據說早幾年，這里曾有過停車場和對外出租的倉庫。

 　　關于霍爾庫姆兵營，10多年曾有傳言：當年在這兒服役過的一位美國兵，見過北京人化石，而且據他說，化石最終就埋在營地里。

　　這是我在網上看到的一張老照片，據說是昔日的霍爾庫姆兵營。作者與拍攝時間，均不知。

 　　根據軍醫弗利講述，12月8日，秦皇島的美軍成為俘虜后，送往天津，兵營里的私人行李，在幾天以后，也從秦皇島運到天津。這里面，就包括北京人化石——為了方便，裝有化石的箱子上，寫著軍醫弗利的名字。或許，被日軍誤以為那是軍醫的私人行李。

 　　但據說，此時已經不是胡承志裝的那倆木箱子了，而是4個軍用提箱。也就是說，化石途徑北京兵營時，可能更換了包裝——估計是為了外觀上的統一，便于運輸，又不扎眼。

　　第四程：從秦皇島到天津。

 　　按照歷史順序，我離開秦皇島港，前往天津。這段路也是高速公路，但只有兩條車道，貨車特別多，超車不易，全程272公里，過路費89元。

 　　天津在歷史上叫直沽寨，明朝才開始筑城，升至天津衛，清末成為直隸總督的駐地。在近代史上，天津因為有海港，成為與世界連接的窗口，發展很快，尤其洋務運動時期，在軍事、鐵路、通訊、郵政、礦業、教育、司法等領域，創造了許多中國第一，繁華程度與發達程度，與上海不相上下。

 　　與上海相同的是，在天津市區里，較為完整地保存著許多歷史建筑，最出名的是五大道，被譽為“萬國建筑博物館”，光名人故居就有200多處。

 　　在五大道區域東側的邊緣處，廣東路上，有個院落，是天津醫科大學的東院。這里曾為德國所屬，一戰后，改為美軍的兵營。

 　　據軍醫弗利講述，日本偷襲珍珠港那天，天津兵營跟北京兵營、秦皇島兵營一樣，都被日軍包圍，并繳了械。也許因為軍醫的身份，一周后，弗利被允許回家，就在此時，他收到從秦皇島送來的行李，其中包括裝著北京人化石的那4個軍用提箱。考慮到自身難保，他把其中2個提箱分別交給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，另2個提箱交給兩位中國友人，委托他們代為保管。

　　沒過幾天，弗利再次被日軍逮捕，直至戰爭結束才獲釋。

 　　弗利所說的這些內容，在1971年傳到國內，當時的天津市委書記讓公安局立案調查，很快，百利洋行、巴斯德研究所和那兩位中國人，都找到了，但沒找到化石。

 　　上篇游記里提到的魏敦瑞，1948年臨終前，先是給美國內政部寫信，要求再次調查北京人化石，然后又留下遺囑，希望當年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同事夏皮羅繼續尋找北京人化石。夏皮羅早年曾在北京協和醫學院任職，后來成為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古人類學部主任。他恪守了魏敦瑞的遺囑，在以后的幾十年間，四處打探，始終留意相關線索。

 　　到了1980年，一位當年駐扎天津的海軍陸戰隊隊員告訴夏皮羅，北京人化石被藏在兵營6號樓地下室的木地板下面。夏皮羅激動萬分，立即與中科院聯系，并于當年9月自費來到中國，直奔天津。遺憾的是，校園中的歷史建筑，只剩下1、7、8號樓，7號樓旁邊的6號樓，在1976年唐山地震中倒塌，廢墟清理后，變為操場。

 　　李鳴生為撰寫《尋找北京人》一書，曾經采訪夏皮羅的學生施沃茨，據施沃茨講述：夏皮羅從中國回來后，似乎始終被一種憂郁的情緒所籠罩，9年后，這位古人類學博士去世了。

 　　不光是美國人在努力尋找，早在戰爭期間，日本人就曾經很努力地尋找過。日軍剛剛占領協和醫學院時，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長谷部言人和地質系助教高井冬二，盤問過許多與化石有關的人，折騰了幾乎1年，無果而返。

 　　隨后，日本又派出一個叫錠者繁晴的偵探，他不僅仔細盤問了每一個當事人，還把北京、秦皇島和天津都跑了一遍，最終也沒能找到。但有人認為，自從錠者繁晴調查之后，日方就再也沒有追查過，那是因為他們找到了。

 　　1945年春天，日本的阿波丸號被美軍擊沉。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，將沉船地點告訴我國。打撈后，發現船上有偽滿洲國內閣總理大臣鄭孝胥的遺物——這東西原本應該在東北，怎么跑來新加坡到日本的船上了？據此，有人猜測，北京人化石，也有可能在這條船上。

 　　日本投降后，美國曾派出一位調查官，對北京人化石進行了調查。調查期間，他在日本憲兵隊得到一張線索圖，圖的左側，列出11個懷疑對象，左下方的圈里，還有3個懷疑對象；圖的右側，是化石移動過程，先從協和到兵營，兵營之后有6個可能的去處，分別為某兵器所、豐臺、秦皇島車站、從某倉庫到巴斯德研究所、直接到巴斯德研究所、赫利孔山（字跡模糊，看不清）。

 　　1996年，一個曾在協和醫學院駐扎過的日軍軍醫，臨終時告訴友人，日本情報部門從美國兵營查獲北京人化石后，運回協和，由他保管。到了1945年，他接到轉移命令，但時局變化太快，來不及安全撤退，便連夜將其埋在日壇公園里，并在旁邊的松樹上砍下一塊樹皮，作為記號。

 　　消息傳到中國，雖然聽上去不太可信，但人們發現，日壇東欞星門外北側，還真有一棵受傷的松樹。緊接著，中科院用儀器探測，居然發現地下存在異常體。于是，中科院與日壇公園協商，在1996年6月3日進行發掘。可惜，往下挖了2米多，什么也發現。專家判斷，之前的物探異常，可能是土壤里的鈣質結核層引起。

　　寫在最后：啟蒙不可缺失。

 　　就這樣，我用了6天時間，如同1943年的日本偵探和1946年的美軍調查官，把北京、秦皇島和天津，挨個走了一遍。這段故事的結局，幾十年來沒有任何變化，始終都是一個令人非常遺憾的事兒——北京人化石在戰爭中丟失了。

 　　1985年，有個《世界奇案的最后線索》的電影，情節雖然夸張，倒也喚起人們對北京人化石的關注。

 　　我和我的同伴們，一致認為北京人化石最有可能在日本，被某人收藏起來。其次是秦皇島或天津，比如埋在兵營里，或因忽視、混亂而丟棄。

　　那么，與“北京人”有關的人們，最終如何呢？

 　　我在第一篇游記里談到，外國學者當中，只有葛利普和步達生是在北京去世的，葛利普的墓在北京，步達生葬在自己的家鄉。

　　再看看中國學者。

 　　中國地質事業創始人之一、地質調查所首任所長丁文江，因意外，1936年在長沙去世，葬于長沙岳麓山。

 　　中國地質事業創始人之一、地質調查所第二任所長翁文灝，自30年代起從政，最高做到行政院長，雖為高官，但始終保持書生本色，與同期一些真正的官僚，有著巨大差異。抗戰中，他將3個兒子送到軍中，其中次子是飛行員，1944年對日作戰時殉國。

 　　1949年，翁文灝脫離政界，1951年返回，從1954年起成為政協委員。在歷經尷尬、困惑等各種跌宕，尤其是1970年的喪子之痛以后，最終于1971年去世，享年82歲，葬在北京萬安公墓。

 　　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楊鐘健，1927年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，1929-1936年負責周口店考古，1948年任西北大學校長，1953年任中科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，1979年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2歲，安葬于周口店龍骨山科學家紀念園，而且位居紀念園的C位。

 　　楊鐘健墓的右側，是裴文中的墓。這位第一個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知名人物，1963年任中科院古人類研究室主任，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，1982年在北京去世，享年78歲。

 　　正是因為親手捧出了第一個頭蓋骨，裴文中對其有著深厚的情感。他與楊鐘健在20世紀50年代，幾次發表文章或接受采訪，控訴美國無恥的偷盜行為。1980年，裴文中在日本講學時，聽到一些化石線索，便寫信給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，希望獲得資助，讓他能親赴美國查訪。基金會很快回信，表示愿意資助。可惜，單位與家人一起勸阻，未能成行。

 　　據《尋訪北京人》書中記錄，裴文中在臨終前，幾乎是喊出了最后一句話：“死……不瞑目啊……”

 　　根據臨終遺愿，裴文中的忌日改為12月2日——發現第一個頭蓋骨的日子。

 　　楊鐘健墓的左側，是賈蘭坡的墓。這位在1936年連續發現3個北京人頭蓋骨的知名人物，1980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，1994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，1995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。2001年去世，享年93歲。

 　　賈蘭坡在1998年，與14位院士聯名寫了一封尋找北京人的公開倡議信，在世紀之交掀起新一輪的尋找浪潮。

　　胡承志是在2018年去世的，享年101歲，他的墓在哪，我沒能找到。

 　　胡承志1931年來到新生代研究室，給步達生當助手時，才14歲。但他既好學又聰慧，1936年就獨立制作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模型，與真品極為接近，幾乎可以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。正因如此，遷往紐約繼續研究的魏敦瑞，所依靠的，就是這些模型。北京人化石丟失以后，模型更顯珍貴。

 　　1951年，胡承志轉到地質博物館工作，直至退休。雖然他既不是教授，也不是院士，可成果照樣斐然，其中最為著名的，是胡氏貴州龍、元謀人和巨型山東龍。

　　距離安特生宣布發現北京人，已經98年了。當年參與周口店考古項目的所有中外學者，都已離去。

　　他們的成就，不光是學術上的輝煌，對于普通人來說，同時也是科學的啟蒙。

 　　百年前，因為缺乏啟蒙，有人將西方技術視為奇技淫巧，認為火車會破壞風水、電線桿能帶來災禍、照張相就得縮短壽命。愚昧、盲目排外，再加上夜郎自大，把我國與世界的距離，越拉越大。

　　百年后，咱們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但是，不能否認，啟蒙依然任重道遠，不可缺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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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篇游記回顧：點擊下圖，可直接進入。

　　

 　　90多年前，應邀來華的瑞典學者安特生，在北京房山區周口店鎮，發現了70萬年前的人類化石，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美國學者葛利普，將其命名為“北京人”。隨后，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無償贊助下，中國地質調查所在周口店展開大規模挖掘，中國學者裴文中與賈蘭坡，先后挖掘出4個較為完整的頭蓋骨，從而使“人類由猿進化”這一推斷從此有了物證。遺憾的是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這批化石丟失了，至今尚未找到。再過2年，將是周口店古人類化石發現100周年的日子（1926-2026年），為了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故事，我駕車按歷史順序，將化石的發現、研究與丟失，完整地走了一遍，由此寫出游記2篇。